近年来，中国采取“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腾飞过程中资源供给短缺瓶颈，但此举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资源、尤其是金属资源供给的经济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国民消费持续升级，城镇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逐年增加，这些城镇固体废弃物蕴含着丰富的金属、非金属可回收资源，被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矿产”。
　　“城市矿产”不仅能够变废为宝，还是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更被视之为未来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当前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也出现了回收体系不完善、关键技术缺失、产品附加值低、甚至于行业需依靠政府补贴推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国家金属资源安全视角的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首席专家、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教授王昶指出，这是由于对城市矿产产业本质、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缺乏深刻认知而未能采取恰当应对措施所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跨学科研究的主渠道，设有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与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六大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
　　王昶以“如何科学认识城市矿产开发利用与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的关系”、“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城市矿产提高国家金属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两大基本问题为切入点，研究城市矿产开发利用机理，研判其开发前景及其对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的影响趋势。
　　“更重要的是比较和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典型案例，检讨和反思现行政策，优化中国城市矿产开发利用的模式、总体战略和政策体系。”
　　王昶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中国家最高类别的政府基金资助项目，这项研究对中国金属资源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产业本质特征
　　经过工业革命以来300多年的开采和利用，全球80%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经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以垃圾的形式堆积在人类周围，总量已达数千亿吨，并仍以每年百亿吨以上的速度增长。
　　在中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的持续升级，废钢、废有色金属、废弃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和机电设备等各种废弃物每年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年产生量超过40亿吨，城市矿产资源可谓极大丰富。
　　城市矿产产业通过对传统意义上的“垃圾”进行回收处理利用，不仅能够节约资源，更能破解中国目前严重的“垃圾围城”危机，创造环境价值。
　　到2020年，仅铜、铁、铝和铅再生即可实现源头节能1.35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85万吨，相当于对中国二氧化硫减排目标贡献13.4%。
　　就此王昶指出，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城市矿产产业所具备的双重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前者指其通过处理城市废弃物，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环境治理上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带来生态价值;后者即其作为资源所具有的特征，同时也是城市矿产最基本的属性。
　　“中国金属资源的基本条件，决定了国内资源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差，加之未来10~15年将是中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使得中国重要矿产的总量保障明显不足。”
　　王昶说：“不仅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所导致的大宗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同时资源分布与工业布局不匹配问题也将会更加突出。”
　　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中国金属资源安全报告》表明，中国铁矿石、铜、铝等重要矿产品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的安全警戒线;而对海外资源的过度依赖，已导致中国金属矿产品国际贸易长期陷入“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困境。
　　就此王昶强调，城市矿产蕴含着丰富的可回收资源，其中金属是主要有价物，与自然矿山相比是高品位的城市富矿，如中国金矿品位一般为3~6克/吨，经选矿得到的金精矿也仅70克/吨，而废弃电脑主板金含量达250克/吨。
　　“当前国内普遍重视城市矿产的社会属性而忽视其自然属性，后果便是企业更重视处理废弃物所创造的环境价值，“等、靠、要”政府补贴，缺乏自主探索精深加工技术的动力，行业发展更多依靠政府推动。”
　　王昶指出，如果能够更多地站在资源的角度看待城市矿产，开发精深加工技术使其向材料方向发展，那么城市矿产的附加值会大大提高，并使其恢复市场的本来面目;企业也将不再主要依靠政府，而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和市场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传统的原生矿加工产业链包括采矿、选矿、冶炼和深加工，城市矿产与之对应的产业链环节则是回收、拆解、粗加工和循环再造，而回收是阻碍行业发展的最大难题。
　　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城市矿产成矿条件与机理取决于社会的认识度及人工的干预度，其分散于千家万户的特征，对回收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产业网络要求。
　　当前中国的城市矿产回收网络以物理回收为主体，由于回收不存在门槛限制，收集群体为大量的游击队、小作坊。
　　与正规企业相比，个体户或小作坊因综合成本较低而形成事实垄断，由此导致很大一部分资源进入非正规渠道，正规企业反而“无米下锅”。
　　就此王昶表示，随着互联网+时代开始出现的O2O再生资源交易平台，能够有效打破回收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回收的区域限制，未来构建了良好的线下线上交互回收网络的企业，便可从源头开始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王昶强调，再生资源的区域垄断性除成本因素外，主要由回收网络的有效覆盖半径所决定，而城市矿产有别于其他再生资源的是其“补贴资质”。
　　由于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尚处起步期，国家为此特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但只有依照相关规定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对列入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的产品进行处理，才可以申请基金补贴。
　　“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公布四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计106家企业，第五批也将仅有9家。”王昶指出，随着行业的发展，行业集中度必将进一步提升，而补贴资质也将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企业手中。
　　事实上，国家已明确对拆解量低于拆解能力20%的企业，以及连续两年不规范拆解量超过总拆解量5%的企业和环保实施能力不达标的企业实行淘汰，但客观上却由此进一步缩小了补贴企业范围、并进一步形成区域垄断。
　　王昶说：“补贴资质将成为企业的稀缺资源，大企业为了服务于区域布局的战略，在收购时将更多考虑补贴资质以获得区域垄断性、而非被并购企业的资产。”
　　企业发展模式
　　城市矿产产业的本质特征及从业企业自有的DNA，决定了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模式，其发展的历史沿革也决定了它们未来发展的路径。
　　王昶指出，目前城市矿产从业企业主要有四种典型发展模式：材料科技型、渠道型、家电制造型及第三方平台型。
　　“材料科技型企业强调城市矿产双重属性中的自然属性，通过深入挖掘城市矿产的资源价值来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王昶说：“一般而言，材料科技型企业是由采矿冶金等领域进入到城市矿产领域，注重城市矿产的高端循环再造和精深加工技术的科研投入，因此其产品更具有高附加值。”
　　以比利时优美科集团为例，它由一家侧重于应用领域的全球材料科技公司发展为蓬勃发展的国际化材料科技与回收公司，可从工业残渣到报废材料等众多种类的原材料中回收约20种贵金属和其它有色金属。
　　正是基于在贵金属及其它金属特性方面的科技和专有技术，使得优美科能够对金属垃圾进行回收和分类存储、并进行精炼加工，从而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格林美公司发展模式类似于此：依托于材料处理技术进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利用，截至2013年底申请专利400余件，主导或参与50余项国家标准及50余项行业标准，从而奠定了其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由于城市矿产产业还具有网络型特征，因此对物流体系也有较高的要求。
　　王昶指出，渠道型企业依靠自身强大的回收网点、配送中心和运输能力，把握城市矿产产业的网络型特征，在建设回收网络上发力并形成独特优势。
　　“这个类型以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为代表，它是国务院管理局唯一指定的回收企业，也是中国唯一以再生资源回收处理为主业的央企，公司自建渠道在回收总量中的占比约为20%~25%，而业内其他企业自建渠道回收量占比通常在10%以下。”
　　中再生公司不仅自建了遍布全国的回收网络，还对原供销社系统的回收网络进行整合，目前在全国23个省(区、直辖市)初步建立起环渤海、东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和西北等七大区域回收网络，拥有近50家分公司与子公司、11个大型国家级再生资源产业示范基地、3个区域性集散交易市场、70多家分拣中心及5000多个回收网点。
　　而所谓的家电制造型企业，则是由于作为最主要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商的家电企业自身具有强大的资源获取、物流网络等基因，而由此在城市矿产领域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
　　王昶指出，家电制造型企业涉足城市矿产最初的动机来源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压力——回收废旧家家电并对其进行处置。
　　以TCL集团为例，2003年成立主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的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又陆续于2009年成立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成立汕头市TCL德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产品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以及无害化回收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TCL集团计划实现智能家电的自我循环与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循环。”
　　王昶说：“这类企业既掌握了产品终端，又可将销售网络转化为逆向物流，有望建立智能家电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未来必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网上回收平台，这种发展模式紧扣城市矿产资源分散在消费者手中的特点，整合线上线下资源，通过网络平台集聚供给双方，利用互联网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系统。
　　以国内首家C2B电子产品竞价回收平台爱回收网为例，主要通过电脑端、手机客户端、上门回收人员以及快递的方式回收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并通过精选回收商入驻网站对消费者二手电子数码产品竞价回收。
　　对于可利用二手产品，爱回收网予以公开发售;而对已不能使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则通过合作的方式交由格林美公司进行无危害环保处理。
　　“这种模式借助互联网资源共享、超越时空、实时交互、个性化等特点，可有效缓解城市矿产小、散、乱的行业局面，通过线上平台、线下物流仓储的协同发展，形成信息流、资金流与物流的闭环发展模式。”
　　王昶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城市矿产的网络型特征，将是未来城市矿产回收最重要的方式。”
　　产业发展趋势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互联网+”行动计划，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搭建城市废弃物回收平台，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
　　事实上，随着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互联网大潮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城市矿产产业;而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城市矿产平台型企业已然在异军突起。
　　王昶就此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矿产产业与互联网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三种：
　　首先是以爱回收网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再生资源化，整体由互联网行业转进城市矿产行业，在线上交易等方面更具先发优势。
　　其次是以桑德环境公司为代表的再生资源企业互联网化，由城市矿产行业挺进互联网行业，线下资源丰富，对行业的发展动向把握到位，更具有行业优势。
　　第三类是以网优二手网为代表的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的第三方平台，通过提供电子商务应用设施与服务集聚买家与卖家，突出信息优势。
　　王昶表示，“互联网+城市矿产”模式可以有效利用互联网降低交易成本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利用长尾效应集聚需求，形成城市矿产回收一个不可限量的大市场。
　　“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还存在着成本高、重复建设、检测标准不统一、效率低、效果不佳等缺陷。”王昶说，“未来将通过智能制造与大数据管理的结合，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形成城市矿产生态圈，改变现有互联网回收平台所存在的缺陷。”
　　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城市矿产企业主要是在吃“政策补贴饭”，因此在研发精深加工技术方面缺乏动力，而资金投入少导致技术开发能力弱，在关键技术上少有突破，加工处理工艺落后，技术及装备水平极低;对于与再生资源加工处理相伴的污染物，也没有相应能力予以妥善处理。
　　就此王昶认为，虽然现状有些不尽人意，但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矿产产业正向高端循环再造发力，未来也将更加注重技术研发。
　　“类似于优美科、格林美这样的龙头企业都在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由初级循环转为高端循环再造和智慧服务，开发城市矿产作为资源的附加值，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王昶说，“城市矿产产业的未来发展，必将是向自我循环方向转化。”
　　在这个方面，日本松下电器的经验值得借鉴。
　　松下从2013年7月开始推行自创的循环型回收利用方式“自我循环计划”，该计划所使用的材料由其入股的松下环保技术中心等回收工厂供应，该中心按照法律规定，收集松下、东芝、原三洋电机(现已纳入松下)制造的报废家电进行拆解后回收资源。
　　“这种方式不仅实现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更使家电企业的关键材料得以保障，但这种方式对资源回收和处理技术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家电厂都单独对产品进行回收与处理，则意味着每个企业均需将自己的正向物流转为逆向物流，并且拥有自己的处理中心或合作处理企业，势必造成另一种资源浪费。”
　　王昶说：“在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资源互用、资源优化已成为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城市矿产行业的发展也将逐步实现自我循环与联合发展相结合，由多家企业联合组建回收企业，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循环管理系统，由履行生产者责任制向保障先进材料供给转变，实现共赢。”
　　就此王昶特别指出，当前中国再生资源仍处于产业集中度提升初期，加速洗牌趋势明显，业内大企业及有志于进入再生资源行业的业外大企业，为获取稀缺的各种再生资源处理资质已然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不加快了收、并购步伐且更多考虑被购企业的资质。
　　就城市矿产产业而言，基金补贴制度与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回收成本大幅上涨，而产出物价格却在不断下行，因而生存空间受到不断挤压的单体拆解企业被收购意愿也在逐渐增强，竞争格局得以优化，行业整合速度与集中度都将大幅提升，利好相关集团式龙头企业。
　　“换句话说，国家利好政策更有利于集团式龙头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促其加快了兼并步伐。”王昶指出，随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扩容，处理企业资质许可、税收优惠、政府引导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起步较早的集团式龙头企业均已开始“左手融资、右手重组”地快速抢滩布点。
　　王昶说：“如中再生公司一直在谋求通过产业并购扩大规模、延伸产业链，注资秦岭水泥18亿后借壳上市，并将秦岭水泥主营业务变更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业务;而格林美也通过收购浙江德威等公司向金属材料精深加工环节快速布局，并藉此获取相关国家补贴资质。”
　　此外，桑德环境为实现其在环保领域业务拓展及经营布局，连续收购三家再生资源公司股权，目前旗下共有6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拆解能力接近950万台，其中5家列入拆解基金补贴名录，基金补贴拆解能力接近750万台，桑德由此一举进入电子废弃物处置第一梯队。
　　“在行业快速洗牌过程中，企业拆解能力得以大幅提升;但回收体系的滞后却使行业出现拆解能力过剩，未来回收体系建设与资源获取将成为重组并购中并重的问题。”
　　王昶表示，随着废旧电子电器补贴范围的不断扩大，未来中国城市矿产行业将逐渐进入“基金补贴制”，而一系列红利政策的出台，也在预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2011年开始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虽对电子废弃物处理设立了较高准入门槛、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资质稀缺性渐显，但可有效避免业内恶性竞争。”
　　“而最新于6月25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则对废旧电池、废金属类产品、废旧橡胶等多项不享受优惠、难以落地的项目予以退税优惠，直接增厚资源化处理企业的利润。”
　　王昶说：“随着国家鼓励政策的不断出台及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投身其中，城市矿产产业市场前景可期。”